從嚴治污會阻礙經濟發展嗎？最新發布的跨學科研究結論給出了否定答案。

9月23日，“打造為經濟和企業保駕護航的環境法”論壇在京舉行，該論壇是第六期中法法律與司法交流周活動的重要環節。法國駐華使館法律參贊滿安、最高人民檢察院公益訴訟廳副廳長王莉、生態環境部法規與標準司副處長朱軍琴、法國大陸法基金會主任安娜·夏洛特·格羅等出席論壇開幕式。

論壇期間，中國環境科學學會環境法分會副主任委員、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竺效教授團隊發布的一項最新研究發現，2015年新《環保法》及其四個配套辦法實施以來，全國284個地級市環境執法案件數持續增加，環境質量明顯改善，但各地級市地區生產總值呈持續上升趨勢。從嚴執法無論是大氣污染防治的重點區域還是非重點區域，并未使各地市人均地區生產總值、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總額及失業率出現顯著變化。

竺效在發言時建議，面臨生態文明建設攻堅期，必須統一認識，應堅持嚴格環境執法不松懈，用最嚴格的環境法治和環境執法保障生態文明早日建成。

9月23日，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教授竺效 在第六期“中法法律與司法交流周”開幕式上發言

環保嚴格執法背景下各地市平均地區生產總值仍持續增長

執法是立法目的實現的重要保障。2013年，國務院頒布《大氣污染防治行動計劃》，打響了史上最嚴的“藍天保衛戰”。2015年元旦起，新修訂的《環境保護法》及其四個配套辦法，《按日連續處罰辦法》《查封扣押辦法》《限產停產辦法》《移送行政拘留辦法》正式實施。這部“史上最嚴環保法”及其“四顆鋼牙”（即四個配套辦法）實施以后，將我國環保執法力度推上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

短短幾年，我國的大氣污染治理取得了顯著成效。據2019年6月5日生態環境部發布的《中國空氣質量改善報告（2013-2018年）》顯示：“大氣十條”確定的各項空氣質量改善目標全面實現。

然而，還是有一些人不禁擔憂甚至質疑，嚴格環保執法、從嚴治污雖有利于改善環境，卻可能以犧牲經濟發展為代價。從嚴治污真的會阻礙經濟發展嗎？

為此，由竺效和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的環境經濟學家龔亞珍研究員等組成的跨學科研究小組，詳細搜集并分析了2015-2017年期間全國284個地級市的經濟發展水平、就業率、人口規模、固定資產投資、地區特征等社會經濟數據，對環境執法進行定量、實證研究，以解答上述問題。

研究發現，全國各地級市適用四個配套辦法的年均案件數從2015年的36件上升到2017年的121件，增加3倍之多。同期，各地級市平均地區生產總值從2015年的1231億元左右上升到2017年的約1624億元，增加了32%。由此可見，新環保配套措施實施以來，各地市平均地區生產總值仍持續增長。

進一步結合污染排放量分析可知，自2015年“史上最嚴環保法”頒布、我國政府強化環保執法以來，一方面，各地級市的環境質量改善明顯，以工業SO2排放量為例，2015年全國284個地級市工業SO2的平均排放量為4.743萬噸，2017年下降到1.811萬噸，降幅過半。而另一方面，全國各地級市的平均地區生產總值并未出現下降趨勢。

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的盈利能力因“小散亂污”企業退出而提高

研究還發現，適用四個配套辦法的案件數量與各地級市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總額呈現正相關關系，但不顯著。

“這說明，隨著環保執法強度的增加，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的盈利能力并未顯著下降。我們分析，這可能是因為環保執法整治的重點是那些生產規模小、生產工藝落后、污染嚴重的‘小散亂污’企業，而那些規模以上的工業企業并未受明顯影響。相反，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的盈利能力因‘小散亂污’企業的退出、市場競爭環境的改善而有所提高。”竺效說，隨著環保執法強度的增加，地區經濟發展水平并未出現下降趨勢。從理論上尋找原因解釋，這可能是由于隨著環保執法力度的加強，企業會通過創新或采用新技術等方式來降低排放、提高產量，而創新則有利于推動經濟發展。另外一個可能的原因是，四個配套辦法通過整治“小散亂污”企業，有利于企業的升級和改造，提高經濟效率。

此外，研究發現，各城市適用四個配套辦法案件數量越多，其對應的失業率反而下降，但關聯性并不顯著。竺效認為，這至少可以說明，更嚴格的環保執法并未給就業形勢帶來額外的壓力。

為了進一步論證上述結論，竺效團隊還選擇了被列為大氣污染防治重點區域的“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與非重點區域進行了對比，因為“生態環境主管部門在這些重點區域的執法強度更高，由此使環保執法情況與關鍵經濟指標之間的關系在重點區域與非重點區域間存在差異”。

經研究發現，三大重點區域各地市人均地區生產總值、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總額以及失業率與適用四個配套辦法案件數量均無顯著的相關關系。上述結果在非重點區域依然成立。由此說明，無論是在重點區域還是在非重點區域，更嚴格的環保執法并沒有阻礙社會經濟的發展。